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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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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中国水利史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海河水利史
外文名称:

海河流域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远古时代,今海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就有过大量的治水活动。关于“禹播九河”的记载,源于《尚书·禹贡》,九河的具体位置,历代史书说法不一,难以确指。传说中的禹治洪水,曾涉及漳卫、子牙、大清等水系中的某些河流。1153年,金建中都于北京,之后元明清相继建都北京,海河流域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水利受到特别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河流域水利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依此,海河水利史分为3个时期。

金建都中都以前时期

(1153年以前) 战国魏文侯时(公元前446~前397年),邺令西门豹引多沙河流漳河水淤灌田地,是见于文字最早的海河流域的灌溉工程。战国末期,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州、高碑店、固安一带)引拒马河水灌溉田地,成为当时燕国的富庶之地。西汉时曾于蒲吾县(今河北鹿泉西北)开太白渠,引绵蔓水(今冶河)溉田。东汉时曾维修西门豹所修漳水支渠,并在上党(今山西长治)、汲县(今河南卫辉)等地引水灌溉;在潮白河水系开垦稻田8000余顷。

东汉建安年间(204~213年),海河流域水运发展很快,曹操为了统一北方,于建安九年(204年)率军北渡黄河,进攻袁绍余部,在今河南淇县、浚县一带筑枋堰将淇水遏入白沟,以通粮道。此后,为北征乌桓又陆续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位于渤海湾西岸,沟通了滹沱水和

水(今大清河系);泉州渠是从泉州城东南引滹沱水,北过雍奴县(今天津武清)东流入鲍丘水(今白河)。后又开凿新河,自鲍丘水向东穿过庚水(今州河)、封大水(今陡河),再东汇于濡水(今滦河)。从而首次实现了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水系的航运连通。曹操还在西门豹引漳工程的基础上兴建了天井堰,引漳水向邺城(今河北临漳邺镇)供水。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河北道都督刘靖在今北京市西郊湿水(今永定河)上建戾陵堰,开车箱渠引水灌溉蓟城、昌平、潞县一带农田1万余顷,形成永定河灌溉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灌区。西晋元康五年(295年)以及北魏、北齐和唐代都有重修的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北齐相继整修过古督亢灌区,效益大增。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前后,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水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重灾区是冀州(今河北衡水、沧州两市南部);定州(今河北石家庄、邢台两市北部及保定南部);瀛州(今河北沧州、保定两市北部及天津南部);幽州(今北京,河北廊坊、唐山西部及天津北部)。针对洪涝灾害,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全面整治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一直是海河治理的基本依据之一。崔楷的方案曾着手实施,但不久即停止,效果无从考究。

隋代开永济渠,是以洛阳为中心,南到余杭、北到涿郡的大运河中的北段,唐代继续通航。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运粮到渔阳(今天津蓟县)。渔阳以北曾开沟引水,以水代兵,用于军事防御。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渠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

北宋时与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县、霸州等,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余里(直线距离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余里的大型塘泊工程,塘深5尺至1丈余不等。今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熙宁年间(1069~1078年)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淤灌治碱,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滏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

金建都中都后至民国时期

(1153~1948年) 金贞元元年(1153年),在今北京建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个府、12个州的水运,这些运道统称漕河。在濒临漕河的各县城设置粮仓,通州则成为水运粮食及物资的集中点,由通州再运往都城。通州至中都的水运通道称运河或漕渠,相当于今坝河。但此河水源缺乏,无法保证航运。大定十二年(1172年)曾试开金口河引卢沟水济运,因水沙不能控制,没有成功。泰和五年(1205年)新凿漕渠(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来自高梁河和白莲潭,但流量很小。因此采用分段拦河设闸以积蓄和节约水量,称为闸河,这是海河水利史上渠化通航的尝试,元明清的通惠河利用初期的船闸通航,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代为了中都的安全,极为重视卢沟河的防洪,筑堤和堵口等技术都有所进步。对滹沱河、漳河等水系也多次修建防洪工程。

元灭金,建都大都,继续加强永定河防洪和水运工程建设。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开通大都到南方的水运,开发了昌平白浮泉较充裕的水源。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成了通惠河的开凿,设置了瓮山泊水库(今昆明湖),在河上设闸24座以节制水量,成为当时较先进的渠化运河,是京杭运河全面开通的主要一段。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余年。郭守敬还在漳河、滹沱河等水系兴办过许多水利工程。

明清两代一直以保证漕运畅通、粮谷充裕和都城防洪安全为重点。明永乐至嘉靖年间曾在南运河开辟恩县、东光、沧州、兴济4条减河,以保证运河安全。清代又在南运河、北运河上兴建了哨马营、马厂、筐儿港、河西务等减河,提高了运河的防洪能力。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前朝尤为重视。金代皆以土筑堤,明代陆续在险工段修建石堤,大多建于嘉靖年间。清康熙年间开始修筑卢沟桥以下两岸堤防,雍正、乾隆年间又加固和扩建,长达数百里。自乾隆三年(1738年)始,曾在两岸修建减水坝17座,分泄洪水并利用天津城北的三角淀、塌河淀滞洪兼放淤。在农田水利方面,元代虞集,明代徐贞明、董应举、徐光启,清代陈仪、林则徐等人,都积极倡导畿辅水利,包括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原因外,水源缺乏是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留学西方的学者陆续回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中国水利事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开始建立流域性的治水机构;开展水文测验和地形测绘等基础工作;提出一些较全面的流域治理规划;开创水工试验并对一些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海河流域修建了一些工程,例如天津围堤、海河裁弯、新辟减河、永定河放淤等。计划中的其他工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被迫中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期

(1949年以后) 1949~1957年是3年恢复和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海河流域丰水多灾,以北系各河中下游为重。1950年春首先开挖了潮白新河,当年即发挥效益。1951年,疏通和新挖了青龙湾减河,可将大部分洪水导入大黄堡洼;加固和扩建了筐儿港减河,由入塌河淀改入大黄堡洼,减轻了海河干流的压力。大清河系于1951年开挖了新盖房分洪道,使北支洪水绕过雄县卡口直达东淀。1951年和1956年2次分洪,效果显著。又于1953年开挖了独流减河,解除了大清、子牙二河抢道入海的不利局面。下游则修筑北大港围堤用以滞蓄。1954年和1956年2次运用减河宣泄超标准洪水。赵王新渠的建成沟通了白洋淀和东淀。永定河最重要的防洪措施之一是修建官厅水库。早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河道总督高斌就曾在此用乱石堆坝,以杀水势,3年后被大水冲毁。1925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提出修建官厅水库的建议,1933年华北水利委员会编制《永定河治本计划》,也拟定修建该库,但均未实行。于1951~1954年兴建的官厅水库,是海河流域的第1座大型水库。随后建成了永定河引水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首都北京的重要水源。同时整修了永定河堤防和泛区堤防,初步治理了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和漳卫河,使入海泄洪能力达到4 620m3/s,比1949年增加了1倍。1949年陡河大水,唐山市区被淹,工厂停工月余,损失很重,京山铁路中断,淹地10万亩。根据治理开发陡河的要求,陡河水库1956年建成,1976年唐山地震后又进行了加固,对唐山市防洪、供水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对平原实施除涝排沥。黑龙港和运东区、清南清北区、徒骇马颊区、永定河平原区均得到较大改善。改建和新建了各地灌区,包括:拒马河流域的房涞涿灌区(古督亢地区),在1954~1957年改造和扩建后,实灌面积达2万hm2。早在金泰和六年(1206年)在唐河上开发的广利渠,受益面积仅千亩左右,经改建,至1957年灌溉面积达9 300 hm2。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在沙河修建的荣臻渠沿用到1949年,浇地1 400余hm2;经扩建、配套,至1957年灌溉面积已扩大到5 400余hm2,更名为抗战渠;王快水库建成后,纳入沙河灌溉系统。1956年,在唐山沿海建成柏各庄农场,引滦河水灌溉沿海荒滩,成为著名的粮食产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还将日军侵华时未完成的石津运河改建为石津灌区,到1957年灌溉面积达2.2万hm2。1952年开建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济卫河,发展灌溉,1954年灌溉面积达4.8万hm2

1949年前后,漳卫南运河、子牙河等中下游有航运效益,小船可达天津,航运工人数以万计。由于流域城乡供水增加,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逐渐断航。

1958~1963年是海河流域第1次水利建设高潮,当时的建设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以当时制定的《海河流域规划(草案)》为实施依据。在此期间,共有23座大型水库、47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小型水库开工,包括平原地区的一些蓄水工程。到1963年,已有密云、岳城等21座大型水库建成或基本建成,总库容137亿m3。在1959年和1963年2个大水年里,水库发挥了拦洪削峰作用。随着水库的兴建,开辟或扩建了漳南、民有、石津、沙河、唐河、易水、潮白河等灌区,与上游的水库配合使用。无坝引水灌溉有新的发展,主要有滏阳河、房涞涿和滦河下游等灌区。还组织实施了一批引黄灌溉工程,虽存在引发土地次生盐碱化等问题,但为后来的引黄积累了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兴建了南排河除涝工程,开辟了黑龙港地区的独流入海通道,减轻了泄洪的干扰,提高了除涝标准。在此期间,北京市初步建成京密引水工程,改善了首都的供水条件。1965年以后又进行了扩建。

1964~1978年是海河流域第2次水利建设高潮。1963年,海河南系发生了大洪水,人民群众在抗洪斗争中,保卫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下,总结以往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治水方针,并编制了《海河流域防洪规划》。在此期间,海河南系新建了滏阳新河、子牙新河、漳卫新河;扩大了白洋淀分洪道和独流减河,可使漳卫、子牙、大清三河分别独流入海,达到防御1963年型洪水,约为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北系开挖了永定新河,整治了潮白、北运、蓟运三河,使其可防御1939年型洪水,也约为50年一遇。在此期间,除涝也形成较完整的体系。黑龙港河系除扩建南排河外,新建了北排河,整治了清凉江等较大河道;对徒骇、马颊河系按1964年、1961年两种雨型多次进行扩建;改善了运东和京东地区的排涝条件。对流域内13座大型水库做了提高标准、震灾恢复和质量处理工程。通过以上工作,流域总泄洪能力达到24 680m3/s,相当于治理前的5倍。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开发滦河。山东省、河南省大力发展引黄灌溉,在海河流域建成各类灌区34处,控制面积超过66.7万hm2

1979年以后,流域水利建设和管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水利方针是“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为“水利为国民经济全面服务”。为此,1986年编制《海河流域综合规划》,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海河流域水利发展有了新的依据。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完成了官厅、岳城等一批大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和南水北调东线穿黄倒虹吸试验隧洞工程;改革开放以后流域内城市用水大幅度上升,兴建了引滦入津、引滦入唐、引青济秦和引黄入卫济冀等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1980~1998年,全流域各类工程供水量达300亿~400多亿m3,保证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大力加强了法制建设,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使防洪、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污、经营管理等都走上了依法治水的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来,全流域已建成防洪、供水为主的综合利用的大中小型水库1 900多座,总库容约294 亿m3。在各河系中下游开挖疏浚行洪排涝河道50多条,修筑堤防4000多km。海河流域已初步建立了由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组成的防洪体系,形成了分流入海的格局,不仅改变了历史上各河集中在天津入海的被动局面,还为排涝治碱解决了出路,除涝标准已达3~10年一遇。多项跨流域引水工程的建成,解决或缓解了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的供水问题。到2000年,滦河已向天津供水146亿m3;实施了6次引黄济津,从黄河紧急调水38亿m3(天津实到22亿m3)。50年来,海河流域灌溉面积已发展到773万hm2,水电站装机容量近1 050mW,潘家口水电站、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和桃林口水利枢纽等工程相继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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