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珠江流域水利发展晚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汉唐时期（公元前206～960年）

珠江水利有零星记载。公元前219年兴建的灵渠是最早见于记载的珠江水利工程。早期的水运工程还有东汉熹平三年（174年）完成的北江支流武水的航道整治工程。唐代长寿元年（692年）在今广西临桂县修建的相思埭，是沟通漓江和柳江的人工运河。咸通五年（864年）又曾疏浚今广西博白县境内南流江上的北成滩。汉唐间农田水利工程以陂塘居多，较大的有连州的龙腹孤、增城的石陂、桂林的灵陂等。

宋元时期（960～1368年）

从北宋开始，水利事业有了迅速发展。流域北部在今连州、韶关、南雄，南部在今广州、肇庆、中山，西部在今南宁、桂林，东部在今惠阳、龙川等地均有灌溉工程（多为陂塘）兴修的记载。据近人统计，在珠江三角洲宋代已有堤围28处，总计堤长6.6万余丈，围内农田面积2.4万余顷，主要分布于三角洲西北边缘。著名的有桑园围、长利围、赤顶围、香鹅围、金西围等。其中位于今佛山市的桑园围有农田1.8万余顷。大型防洪堤也开始修建。位于今东莞东的福隆堤始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全长1.2万余丈，保护东莞九十三乡居民和2.1万余顷耕地。12条咸潮堤也于同时修建，共长4 100余丈，以抵御海潮内侵。此外，在三角洲顶部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防洪堤。这一时期城市供水工程以广州修建最多，有甘溪、四井等，还有称作六脉渠的城市排水系统。宋代还多次修建广州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广州知府邵煜修建广州城内濠作避风港。庆历三年（1043年）魏瓘在广州通海水道上修建船闸2座。绍定三年（1230年）又将这两座船闸改建为各宽1丈多的双门复闸。宋代在广东一带普遍使用灌溉提水机械，较多的是用流水转动的筒车、水碓、水碾等水力机械。

明清时期（1368～1911年）

珠江流域水利有了更大发展，灌溉工程普遍兴建。据《大清一统志》记载，肇庆府共有陂塘27座，其中灌溉面积在100顷以上者共有6座，在100顷以下者有5座，未记具体灌溉面积的有16座。桂林府塘堰也有17座之多，其中南北两堰灌溉面积达2 000余顷。云南南盘江流域自明代以来，兴建的著名灌溉工程有宜良县的文公渠，是自阳宗海引水渠系工程，旧有规模不大。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扩建后改称汤池渠。嘉靖年间文衡再次扩建，称文公渠，下有支渠水口72个，至今灌田6万余亩。贵州西南北盘江流域灌溉在清代也有较大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堤围，据近人统计，明清两代共修建370余处，堤线共长45万余丈。其中明代围垦仍主要集中于西江及其支流，后又向北江扩展。建于洪武元年（1368年）的水矶堤，长3.5万余丈，保护农田700余顷。到了清代，三角洲范围迅速扩展，围垦也向东江及滨海区发展。清代中叶以后，新会、中山等地滩地开发迅速，并且采用了促进海滩落淤的工程和生物措施，堤围建设发展更加迅速。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桑基鱼塘的生产形式，即围堤上种桑，堤围之中挖塘养鱼。桑叶育蚕，蚕粪、蚕蛹养鱼，鱼粪转而肥沃桑树，从而构成了桑—蚕—鱼—桑的良性生态循环。清代末年，桑基鱼塘已达100多万亩。明清时期珠江上游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加剧，下游河道淤积增加，加上堤围盲目兴建，使河道排洪能力降低，洪水位提高，堤防高度也陆续增加。据统计，明代至清乾隆年间的400多年中，水灾发生210多次，平均约2年发生一次。清嘉庆年间至1949年的153年中，发生水灾137次，平均1.2年发生一次。这一时期的人工运河，以明代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开凿的联系南流江和北流江之间的运河较著名。运河长20里，打通了珠江直接通往北部湾的航线。

近代新技术引进期（1911～1949年）

民国以后，珠江流域出现应用现代水利技术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上游南盘江、北盘江以及广西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灌溉工程修建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始建于1937年的云南宜良县的龙公渠和弥勒县的甸惠渠，龙公渠灌溉面积3万亩；始建于1942年的广东乐昌市西坑水灌区，灌溉面积1.4万亩。这些都是有坝取水渠系工程。由于珠江三角洲洪水灾害加剧，1914年成立广东治河处（后多次改名），这是本区第1个水利专管机构。当时曾引进新技术，开展了一些水文测验、河道测量以及整体水利规划等基础工作，对不合理的堤围也进行了一些整顿。1915年珠江下游出现特大水灾，淹没农田450万亩，灾民365万。珠江三角洲防洪问题进一步受到重视。清末以来关于珠江下游防洪的意见有上游水土保持，下游开分洪道，疏浚河道和裁弯取直，修建拦河水库和水闸，整治堤围等。实际除整理和加固堤围外，只结合航运疏浚一些河道，修建几座防洪水闸，著名的有东江的马嘶闸、北江的芦苞闸、西江的宋隆闸，其中1920～1924年修建的三水市芦苞闸规模最大。该闸6孔，每孔宽10 m，使用钢闸门和机械启闭装置。经芦苞闸的调节，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消除了200 km²面积的积涝。但总的看来，这些措施的防洪效益尚不显著。1947年大水，淹没农田800万亩，灾民420余万。民国年间珠江航道整治工程集中于西江和珠江下游，取得一些进展。始建于1937年的云南开远水力发电站是珠江流域最早的一座水电站，装机2台，每台1 845马力（1 355 kW）。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以后）

珠江流域的水利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49年底至1957年，为珠江水利恢复、调整和打基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国家接管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开展流域水利工作，流域内各省在接收和整顿旧的水利机构与队伍的同时，普遍建立防洪指挥机构，拟订防汛抢险和堤围修建、管理办法，修整各江被毁堤围和农田灌溉工程，疏浚一些主要航道。从1953年起，珠江水利建设重点转向提高防洪能力和解决灌溉排涝，联围建闸，发展机电排灌，先后修建了保卫广州的北江大堤和珠江三角洲的樵北大围、中顺大围，建成了西江的三绿水库、石榴沙灌区，南盘江的麦子河水库，建设了流域第1座中型水电站流溪河水电站。在此期间国家先后在流域内设立珠江水利委员会（下设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及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同时设立地方基层水利机构，组织水利人员培训，建立起水利队伍。

1958年至1965年“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珠江水利有较大发展，在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各水系干支流上，兴建了流溪河、新丰江、镇海、大沙河、显岗、南水、西津、大王滩、凤亭河、青狮潭、武思江、屯六、那板、六陈、达开、东风、独木、六郎洞等大中型骨干水利水电工程和数以万计的小型蓄水引水工程。这一时期兴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是在前期河流水利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大多数工程布局合理，对流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违背基建程序、工程质量较差的情况。同时，1958年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所属2家设计院与广东省水利厅合并成立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撤销珠江水利委员会。1962年后，停建、缓建了一批工程，集中力量对前段时间兴建的工程进行设计复查、续建配套，基本上克服了工程遗留下来的缺陷。此外，在珠江三角洲、北江、南盘江建成了一批机电排灌工程和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

1966～1978年的前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珠江流域水利建设和管理一度陷入困境，出现了较多的工程事故；中后期，加强管理措施，工程质量得到提高，防汛和水库安全得到加强。这一时期续建或新建澄碧河、青狮潭、龟石、拉浪、洛东、麻石、合面狮、潭岭、南水、泉水、长湖、枫树坝等一批大中型水库和水电站，建成连江渠化梯级、东江引水等工程。

1979年以后，是珠江水利进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保护利用和加强法治与管理时期。1979年重新设立珠江水利委员会，继国家颁布《水法》、《防洪法》之后，水利部明确了流域机构在珠江河道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查职责，授权其实施河道内取水许可管理，并颁布了《珠江河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加强了法治和管理，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水利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的地位在珠江得到逐步确立。编制完成了《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珠江片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珠江水系水资源保护规划报告》及珠江河口治导线规划等流域性的重要规划成果，开展了重点工程的勘测设计前期工作。这一时期珠江频发洪水，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为突出，尤以“94.6”、“98.6”大洪水为甚。流域防洪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编制了《珠江防洪规划》，建成以防洪为主的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广州、南宁、梧州、柳州等重点防洪城市和江河堤防的防洪能力有较大提高。河口治理取得新的进展，重视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但河口的规划和治理滞后，河口无序围垦和涉水工程建设占用行洪河道现象仍待解决。在此期间，建成天生桥一级、天生桥二级、广州抽水蓄能、岩滩、鲁布革、大化、恶滩、大寨等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几十年来，对珠江水系的主要干支流及珠江三角洲航道进行治理，分别采取疏浚、炸礁、筑坝治导、裁弯取直、护岸和渠化建船闸等措施，使航运事业不断发展。正在建设的广州—南宁一级航道，珠江口黄埔新沙港及深圳、珠海港等航运工程顺利进行。城镇供水发展较快，完成东深供水三期工程，正在建设东深供水四期和深圳东部供水工程，建成珠海对澳门供水工程，以及一大批城镇供水工程。开展了以珠江上游南盘江、北盘江为重点的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小流域治理的试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历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3万km²。建设了上万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完成了大量的农村田头水柜工程，解决了相当数量的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注意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进行水功能区域划分，采取多种措施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建设水源林保护区、污水处理厂、水环境监测系统等，水污染治理工作有一定进展，但珠江水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水利勘测、设计、科研水平有所提高。